外公

　　沈健

　　外公去世24年了。我常想外公若还在世，即便91岁了，也肯定满身是劲地闲不着、坐不住，处处能听到他爽朗的声音，满世界留下他厚重的脚印。

　　外公只念过两年书，十多岁起，便和外曾祖父走南闯北，做长工、短工、杂工卖苦力。外公念书少却喜欢看书，农活之余看小说、杂志，就连丢旮旯里的废报纸也不放过。外公看书时，常常半仰着头，目光从黑旧老花镜上方探出来，若有所思地对我说，读书好啊，外公文化少吃大亏，孙儿要多读书呵！那时我刚念三年级，在外公的熏陶下，也尝试着翻起书来。

　　外公最爱看的，是《增广贤文》。“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；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……”这些话成了外公茶余饭后的口头禅。那本外公翻薄的泛黄的书被我当成了宝贝珍藏，睹物思人，每每看见，想起那些儿时并不明白但现在体会颇深的话，就会黯然神伤。

　　我在十来岁前，最多的去处就是外公家。春夏秋冬，外公家有半红的樱桃、翠绿的李子、透红的桔子、冒油的腊骨。家背后那棵桢楠上的“沙和尚”鸟窝，被我叫上儿时玩伴，不知掏了几回。家旁边引水灌溉的堰沟，也常常被我们丢下无数石头和“纸船”，以至截流改道。对我的年幼顽劣，外公从不责骂，只默默地扛上锄头，一锄接一锄将堰沟疏通。

　　小学四年级那年，有天晚上嘴馋闹着要吃李子。外面一片漆黑，也是李子几乎卖光的季节，母亲气得已经举起灶膛旁的柴禾，外公拖开母亲，边找电筒边说，“‘大洪管’还有，我马上去摘。”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，“大洪管”哪里还有什么李子，我吃到的脆生生的李子，不过是外公用他裹了又裹的皱巴巴的钱，从邻村连夜买回来的！

　　宠我的外公也会不近人情。幼时倘若剩饭，他总会举起筷子，呵斥着制止。外公说，庄稼人不容易，一粒粮食一滴汗，一斤大米一条命！听外公讲，以前家里粮少人多，外公又是主劳力，实在艰辛。外曾祖母为了让外公每天吃上大米饭，竟装病不食。说起自己的母亲，外公直抹泪。至今每餐我决不剩饭，妻子虽然不解，却哪里知道那是我一辈子的心结。

　　过苦日子有时是无奈的选择。50年代，外出参加土改成绩突出并被推选为工作组长的外公，组织上几度留任。外公思前想后，不辞而别回了家。上有年迈的父母，还有念了十多年书干不上重活的大哥，更有三个年幼的弟妹，外公放不下心。

　　70年代初，外公一家挤破了仅有的几间茅屋，大雨如芒，时常深扎外公心里。凌晨，家门口核桃树上的鸟儿还在熟睡的时候，外公已燃起火把出门了，踏着晨露，匆匆忙忙赶往村上的磨米坊，换衣、扫糠渣、倒柴油、上机带……外公格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一上午劳累，能多挣工分哩！傍晚，借一路月光，外公不忘到村口老槐树旁的深井里挑水，一担接着一担，吱叽吱叽直把水缸灌满。

　　童年记忆里，外公总穿件汗衫，光着膀子，肩上搭条汗巾，夏天烈日烤脱身上几层皮，一年四季光着脚板，手脚上的血泡早已磨成厚茧。耕牛抛秧、引水挑粪、除草杀虫、果木嫁接，村里男人会与不会的，外公都会。就这样使劲儿十多年，外公圆了自己多年来的梦，80年代，外公建起了村里第一座砖木结构小四合院，10多间卧室，两个厨房，两间堂屋。房子建成，外公孩子般开心地笑了。

　　正是艳阳高照蓄水插秧的季节，村里男女老少，每每外公在场，人就多了起来。误闯白虎堂、智取威虎山、飞兵奇袭沙家浜，外公讲故事时，娓娓道来，讲到动情处，或仰面大笑，或扼腕叹息，或击掌而歌，声音如洪钟般在山间久久回荡。外公更爱讲笑话，旁人捧腹大笑时，他却面无表情、不紧不慢地一个接一个讲。众人被深深吸引其中，又被他的神态逗得哈哈大笑，全然忘却了农事的辛劳。

　　不知何时外公被村里人叫成了“王大爷”，许是杨家占了李家一巴掌地，李家的牛吃了王家的庄稼，总要叫上外公和解；或是郭二娘家缺劳力，眼巴巴看着谷子收不回去的时候，外公约上几个壮汉，雪中送炭；再不，就是晚上走迷路的城里人，被外公热情地迎进门，好酒好肉招待，又把塞过来的钱硬推了回去。村庄没有秘密，外公的故事，经过村里人们的嘴，就随着清晨升起的袅袅炊烟飘散开来。

　　成为“王大爷”的外公红白喜事又当上了支客司。“家有百客，忙不过来；受主重托，快请入座”“慢慢喝，莫要走，新郎提壶来敬酒。”外公边大声招呼，边“眼观四路”，生怕有负主人家托付，怠慢了亲朋。外公从不受礼，实在推托不过，就在事后，为外婆捎回一碗干酥肉。

　　“豁达爽朗待人真，勤俭善良一生辛。终年未过六十七，可怜为家操碎心。”外公葬礼上的悼词，我恍惚觉得，是他在用沉厚的声音为自己朗读。坚信“只有耕坏的犁，没有累死的人”的外公，在身患重病本需要静养时，却执拗地近乎挣扎着把茅厕里的粪挑完一半后，一头扎在正门门槛上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