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

       母亲言传身教，为张景遥整理制服领带。

　　印象中，我刚懂事时，每每有人问及母亲的工作，我都会很自豪地回答：“我的母亲是一名检察官。”我想，可能在那个时候，那份属于检察官的神圣感、荣誉感，就已经在我的心中生了根、发了芽。

　　母亲是1985年参加工作的，已在检察机关经历了35个年头。今年2月，母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“检察荣誉章”。35年来，她一直在办公室从事财务工作，正是有一份对工作的执着和坚守，让她从一个20岁的女孩成长为院里年龄最大的阿姨。偶尔有同事和她开玩笑，说她是不是应该拿放大镜来看那些财务数字了？但是，母亲对工作的那份耐心、细致、负责，从小到大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

　　我读小学的时候，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，主题是自己或者家人遭遇的一件印象深刻的事。我想了很久，一点头绪也没有，只能向母亲求助。母亲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

　　那是1988年，检察院反贪局办理了一件假冒注册商标案，被告人在侦查期间坦白认罪，积极退清赃款。检察院最终对被告人作出免予起诉，并没收赃款上缴国库的决定。承办人依照程序向犯罪嫌疑人追赃，然后再将收到的1.6万元赃款转交给做财务的母亲入账。母亲在清点赃款时，发现多了100块钱，马上通知承办人和犯罪嫌疑人到办公室。经过反复清点，赃款确实多了100块，犯罪嫌疑人连连向母亲道谢。在当时，100元钱超过了普通公职人员1个月的工资。对于母亲对待工作的耐心细致和不贪一毫一厘的清廉，承办人和犯罪嫌疑人都竖起了大拇指。而这一件小事，也影响着我做人做事的原则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我仍然记得幼时在母亲办公室看到的和她同样认真、同样忙碌的检察官们。多年以后，沿着母亲的足迹，我成了这群人中的一员，才深刻体会到这份事业的不易和这个名称背后的责任与担当。

　　我和母亲一样，从事的也是检察综合工作。最初接触到这份工作时，我的心情五味杂陈，进检察院不能在一线办案，却要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、做报表，确实让人有些懊恼。我在心里安慰自己，作为一名检察新兵，综合工作可能确实更适合我。抱着这样的想法，我沉下心来，认真学习，了解政治工作。学习过程中，渐渐意识到我所做的工作也是检察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。

　　2017年，我们院有两个老干部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，被医保局确定为医疗照顾对象，老干局可以为他们报销一定的门诊医疗费用。通知完他们后，我想着等手头的事忙完了再上门去拿相关票据。没想到，有一天上班，我刚走到检察院政治处门口，就看到两位年近九旬的老人站在门外等我……当时，那份自责压得我抬不起头来。老干部家属区和我们院相隔较远，政治处又在四楼，对他们来说，一定费了不少力气。我赶紧开门请老人坐下，并询问他们这么远是怎么过来的，怎么也不给我打电话？两位老人豁达地告诉我，知道你们忙，不想给你们添麻烦，我们就自己来了。说完后，两位老人颤巍巍递过他们已经粘贴好的票据，还一再感谢我帮他们办理。

　　送走两位老人，我深深受到了触动。不仅为退休干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信任感动，更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。我们虽然没有在检察一线冲锋陷阵，打击犯罪，但是我们同样肩负了全体干警的信任，我们所办理的每一件小事，都与大家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。在综合部门，看不到办案一线的叱咤风云，听不到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唇枪舌剑，也没有办案取证时的斗智斗勇，有的可能只是写不完的材料、填不完的报表和办不完的琐事……但是，不论是母亲还是我，都甘于为这样一份事业奉献，并感到骄傲与自豪。

　　　张景遥 文/图

（注：作者单位为彭山区人民检察院）